汉唐时期，中国中医养生发展充实

本文简介：从秦汉迄隋唐这个时期，中国养生学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充实。特别是魏晋迄唐统一中国的三百余年间，中国进入到一个战争频繁、社会动乱、政权更迭的历史时期，此时人们过着灾祸连绵的痛苦生活，即使是上层社会的士大夫阶层也往往不能例外。在这种战乱、灾祸的现实生活中，在巨大的精神创伤刺激下，人们的身体健康大大被损害了，以致当时人的寿限是十分短促的。为了摆脱这种现实生活，在士大夫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往往退而“独

从秦汉迄隋唐这个时期，中国养生学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充实。特别是魏晋迄唐统一中国的三百余年间，中国进入到一个战争频繁、社会动乱、政权更迭的历史时期，此时人们过着灾祸连绵的痛苦生活，即使是上层社会的士大夫阶层也往往不能例外。在这种战乱、灾祸的现实生活中，在巨大的精神创伤刺激下，人们的身体健康大大被损害了，以致当时人的寿限是十分短促的。

为了摆脱这种现实生活，在士大夫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往往退而“独善其身”，讲求养生之术成为某种时尚。在意识修养方面，他们大都沉酣于老庄之学，主张清虚无为，顺应自然；在具体方面，重视导引吐纳、甚而练丹服食。这一段时期里，虽然糟粕与精华相杂，但毕竟把古代相传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通过较为全面的补充、整理而继承了下来。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集中国养生学之大成，后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无有不承其余绪者。

汉唐时期，人们除了对清虚养神、动以养形等继续有深入阐述外，有下列几点值得特别提出。

(1)认识到体质强弱、寿夭与先天遗传和后天调摄因素有关。如东汉时期的王充说：“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论衡·气寿》）。但是，后天的调摄也与寿夭密切相关，如《道机》曰：“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将身不谨”（《养性延命录》）。董仲舒也云：“人之自行乃与其寿夭相益损也……其自行佚而寿长者，命益之也，其自行端而寿短者，命损之也”，“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寿雠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寿亦雠于不久”。《内经》对此有全面的论述。如《上古天真》认为人有“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肾气有余”者，还有能“却老而全形”的道者，并示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希望人们“恬惔（淡）虚无”、以冀“长生久视”。正因为长寿虽有先天遗传的因素，但与后天调摄关系密切，所以人们才永远地充满着希望和追求。

(2)认识到优生与少生少育有关。东汉时期的王充曰：“妇人疏字者子活，数乳者死……字乳亟数，气薄不能成也。”“疏字”就是少生少育，“数乳”即多生多育，母亲生育过密，致子“气薄”不能成。

(3)认为房事过度或早婚早育，不但损寿且生子怯弱。如《千金·养性序》曰“生产不时，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气，或疾病而媾精，精气薄弱，血脉不充……未及坚刚，复纵情欲，重重相生，病病相孕。”这些不但是本人短寿的原因，同时也造成了下一代的禀气薄弱，使之也不能康寿，故曰“善摄生者，凡觉阴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千金要方·房中补盗》）。历代养生家与医家均十分重视房欲过度的危害，大声疾呼“戒色欲”，道理即在于此。嵇康则著专篇《养生论》举农田粗耕与精耕细作为比喻，说明“树养不同，功收相悬”，示人保养身体。

(4)主张怡情悦志以养神，隋唐名医孙思邈曰：“亲故邻里是来相访问，携手出游百步，或坐，量力宜谈笑简约其趣，才得欢适，不可过度耳。”这是在虚静养神的基础上进了一步，更适合于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可以防止孤独苦闷而致疾病加重。对于素喜清静者，孙氏说：“人性非合道者，焉能无闷，闷则何以遣之？还须蓄数百卷书，易老庄子等，闷来阅之，殊胜闷坐。”其言甚是中肯。

汉唐时期，我国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养生学家、医学家，如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相继问世了《抱朴子》、《养性延命录》、《千金要方》以及至1973年才发掘出土的马王堆医书等名著，而《黄帝内经》这部养生学、医学理论与临床的集大成著作，更是举世瞩目，已为中国养生学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成书于西汉，总结、汇集了先秦时期的各种养生观点，如长寿有先天因素，所谓“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者，但有极限，所谓“尽终天年”；注意养生，也可达长寿；先天虽盛而不保养，照样多病损寿，所谓“是人者素肾气盛，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

《黄帝内经》提出的具体养生观点，主要有：

(1) “法于阴阳”。顺应自然以养生，包括对正常气候、异常气候的顺应和四时阴阳、一日阴阳的顺应，“以从其根”。所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气调神大论》）。冬季“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金匮真言论》）。“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切勿“反此三时”，以免“形乃困薄”。

(2) “和于术数”。掌握一些动以养形的方法和注意时间选择。如提倡早晨“广步于庭”，并“无厌于日”（《四气调神》)；而冬季阳气潜藏之时，当“冬不按蹻”，防止扰动筋骨，使阳气不藏（《金匮真言论》）。此外，《黄帝内经》的“呼吸精气，独立守神”，“恬惔虚无”乃是练气功的诀窍。

(3)生活起居有规律，防止过用病生。所谓“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形劳而不倦”，结合四时及一日阴阳变化，示人春夏当“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秋当“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冬则“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四气调神大论》）。反对“以酒为浆，以妄为常”，即使人们赖以生存的饮食，亦不能过。所谓“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当心“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男女阴阳为人之大伦，但“醉（沉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可致“半百而衰”。《素问·宣明五气》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更揭示了正常生理活动的过度，同样能造成人体功能的损伤，即“过用病生”（《素问·经脉别论》）。

(4)注意精神调摄。《黄帝内经》认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清静则生化治”，说明神气虚静能使生理功能正常而形体安康的道理。

(5)固护阳气。所谓“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同时，示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6)避邪防病。《黄帝内经》重视外邪，将外邪分为“虚邪贼风”和“正邪”二类，示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而对“正邪”则当注意保养正气，以防止生病。

(7)治未病，预防为主。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术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黄帝内经》的上述论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