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家对养生有些什么影响？

本文简介：释家又称佛家。相传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晨起询于群臣，太史傅毅答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明帝派中郎将蔡愔、秦景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法。十年(67)遇沙门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白马驮回洛阳，建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这是最早的汉译佛经。后汉末期，西域沙门相继来到中国，译事渐盛，法事渐兴。晋时流行日广，朝野信奉者颇多。统治阶级对其加

释家又称佛家。相传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晨起询于群臣，太史傅毅答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明帝派中郎将蔡愔、秦景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法。十年(67)遇沙门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白马驮回洛阳，建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这是最早的汉译佛经。后汉末期，西域沙门相继来到中国，译事渐盛，法事渐兴。晋时流行日广，朝野信奉者颇多。统治阶级对其加以改造、利用，使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最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道家、儒家并称“三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佛法主张“无生”，以有生为空幻，级使延年长寿，最终难免一死，形体总要坏的，因此重视精神的超脱，而不在乎形体的存亡。认为精神可轮回再生，所求唯涅槃清寂。晋代释道安在《道地经序》中说：“其（佛法）为象也，含弘静泊，绵绵若存，寂寥无言。”释慧安则在《明报应论》中指出：“无明（愚昧）为或网之渊，贪爱为众累之府。”而僧肇则传扬“空洞其怀，无知无识，然居动作之域而止无为之境，处有名之内而宅绝言之乡”（《答刘遗民书》)的佛性，提倡超脱现实世界，而归宿于本体世界。僧肇早年受老庄影响，故对体用的动静问题，反对偏执，主张体用如一，非无非有，即静即动，求静于动，虽静而不离动。另外如释道安还注重禅定止观，认为禅修达高深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发生种种神变。释家极重戒律，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其有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食肉）及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鬘、不歌舞观听、不眠坐高广严丽床坐、不食非时食、不蓄金银宝）等戒律。在生死观上，释家截然不同于道家，是反对长生久视的，但两家同样都违反了死生的自然规律；在政治上，他们都主张无欲无求。故且不论其目的如何，从养生学角度来看，这些要求和做法，显然有许多是有益于身心的修养的。

南北朝时，由于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南北佛教在发展侧重上有明显不同。南方蚕在理论辨析，北方则重在静坐冥思的禅定修持。隋唐一统后，佛教学风又随之变为理论与禅修并重，其后出现的各宗中，对养生影响较大的是天台宗、禅宗、密宗。

天台宗的最高修养原则是止观学说。开宗祖师为隋代僧智顗。近代气功养生家蒋维乔（号因是子）在《因是子静坐法》中认为气功静坐者在学会调和功夫后，应进一步修习“止观”法。他认为“止”就是把心静止下来，不使思想散乱，让心思渐渐收束。但止而又止，不知不觉要打瞌睡，就须用“观”的方法来防止，即闭目返视自心。显然遥承天台宗之“止观”禅法。蒋氏还提出“六妙法门”：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这也是佛家法门的静坐调息功夫。晋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说：“数息守意（调心调意）有四事：一谓数息，二谓相随，三谓止、观，四谓还、净。”后来则称之为“六妙门”，意为通向涅槃的六种途径（门）。

起于唐，盛行于唐末五代的禅宗，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其在中国势力最大，影响最广。修禅强调具五缘（持戒清净、衣食具足、闲居静处、息诸缘务、得善知识），呵五欲（色、声、香、味、触），弃五盖（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调五事（调食、调眠、调身、调息、调心），行五法（欲、精进、念、巧慧、一心）。禅宗最初三代皆一衣一钵，随缘而住，并不聚徒定居于一处。第四代道信开始定住一处，过集体生活。第五代弘忍认为学道应该山居，远离嚣尘，实行生活自给，诸如运水搬柴等一切劳作，都是修禅功课。以后南宗的马祖道一更在深山建立寺院，实行农禅生活，其弟子怀海制禅院清规，规定“一日不行，一日不食”，他本人也“作务执劳，必先于众。”更有“普请”（集体作务）法，上下协力劳作。禅宗的山居、劳作和禅观，客观上对养生长年是有益的，颇有影响。

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释道儒三教常互相渗透，从而也影响着养生学。佛教初入中国，信奉者认为与当时盛行之黄老术雷同，也讲清虚无为，神仙变化。道家本不言灵魂，但北魏寇谦之则吸取佛家轮回转世说：“此等之人，尽在地狱，若有罪重之者转生虫畜。”（《老君音诵戒经》）南北朝时北魏僧人昙鸾，因突发气疾，而感生命之短促，慕江南陶弘景精研神仙方术之名，南游茅山，寻访陶氏，得授《仙经》十卷。虽在回洛阳时又受菩提流支的教化，授《观无量寿经》，遂弃《仙经》而专修净业，但其所著《服气要诀》、《调气方》、《论气治疗方》等，无疑是受道家影响的有关气功养生一类医书。《续高僧传》说他能调必练气，对病识缘，名满魏都。天台宗祖师智顗之师思慧，以禅法闻名，躬行实践，常持大戒，衣服只用棉布，寒冬添铺艾叶以御风霜，同时还吸收神仙方士之术，在《誓愿文》中宣称，希望“成为五通神仙”，要求长生，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宣传佛法。其谓：“我今入山修习苦行……为护法故求长寿命。”又说：“愿诸贤圣，佐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愿借外丹力修内丹。”宋天台宗山外派的知圆认为儒释其言虽异，其理相通，主张“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并自号“中庸子”，代表了宋代部分僧人的思想。明末宗风净土法门的云栖亦主张儒佛调和，说：“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明末四大师之一的德清，更主张三教调和，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儒释道三教思想调和的提出虽在宋明，而在养生学方面则早在陶弘景、孙思邈的时代已开三教合一之先声，且繁衍不息。

佛教的另一宗派密宗，又称瑜伽密教，源出印度佛教中之密教，专事行施咒术，在三国时即有咒经之译。天竺沙门耆域来中原也以咒术广为医病。唐代是密教传入的第二期，北宋初是笫三期。第二期时中国正式成立密宗，又称真言宗，传三密之法，即口诵真言（密语），手结契印（身密），心作观想（意密），认为三密同时相应，便可使凡身成佛。密宗实际是一种以口诀、姿式、禅观三结合的修练方式。蒋维乔在练天台宗止观法后又转而练密宗的开顶法、大手印、十八道次第等功夫。密教要籍中所谓无上瑜伽密法等与中国伦理思想颇抵触，因而在翻译时被修改失真，甚至被限制翻译，因此对我国养生的影响尚不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