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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大义与国际正义面前，想做投机取巧的蝙蝠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蝙蝠仍然扮演着“反面教员”的角色。1946年《新上海》刊登《李香兰化作蝙蝠东京飞》，以蝙蝠比喻凭借日本国籍逃脱汉奸审判的李香兰。1947年《礼拜六》又有《杨柳外交和蝙蝠外交（时局展望）》，同样是斥责某些人的投机外交思想。

蝙蝠的“非鸟非兽”纯粹是物种天性，但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就成为一种原罪，有罪的不是蝙蝠，而是投敌者。

三、蝙蝠的形象逐渐趋于正面

说了这么多，似乎蝙蝠在近代中国的形象很糟糕，但其实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国人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蝙蝠。

早在1873年，西方传教士就在《教会新报》以科学的态度向中国人介绍蝙蝠，指出蝙蝠“最喜食者惟蚊，蚊生多之处，蝠亦生多，此又大益人矣”，世间生灵“无一物虚置”。

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理性认识蝙蝠，尤其是蝙蝠捕食蚊虫对人类的裨益。比如1930年的《少年》杂志刊登棠洲的《科学故事：蝙蝠》，向读者介绍蝙蝠虽然长着翅膀，但其实是哺乳动物，且会捕食蚊虫，对人类有益。

同年，《学生杂志》刊载《蝙蝠的捕蚊数》，公布外国科学家堪培尔的统计结果：蝙蝠一昼夜可捕杀蚊子3635只。1940年，周性初也在《科学趣味》上发表《蝙蝠:蚊的敌人》。

▲《蝙蝠的功劳很大》，来源：《儿童知识》1948年第26期。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最直接的原因是技术落后，因此许多有科学头脑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蝙蝠的仿生学价值。

雷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发明之一，其工作原理与蝙蝠飞行时的声波导航有相似之处，饱受日机轰炸的中国虽然根本不具备制造雷达的技术，但对这种新式防空装备颇感兴趣，也注意到蝙蝠与雷达的关系。

在《中国的空军》、《文摘副刊》、《一四七画报》等杂志中都有专文介绍蝙蝠的导航原理与雷达技术的联系。

1948年，国统区已是风雨飘摇，但上海的《中华少年》还是在科学问答栏目耐心解答了读者郑志中的疑问，即蝙蝠是否是科学家发明雷达的前导。

这篇问答告诉读者，“与其说蝙蝠是科学家发明雷达的前导，还不如说人们想到雷达和蝙蝠的相似”。

不仅国统区的杂志关心这个问题，解放区杂志也是如此。1949年，张子瞻在《新儿童世界》发文《你看见过蝙蝠吗？它是雷达的始祖》，向小读者们介绍雷达与蝙蝠的联系。在这场战争中，国共立场分明，但追求科学与现代化是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中国古人曾认为吃了蝙蝠可以成仙，但在近代医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国人早已注意到蝙蝠会传播疾病。如1932年，冯文华在《医学与药学》译介海外医学新闻《蝙蝠与狂犬病》，警告国人蝙蝠可传播狂犬病。

1939年，《上海医事周刊》刊登《医学文摘:蝙蝠传播瘈咬病》。1940年，《广西农业通讯》发文宣称吸血蝙蝠会在家畜间传播烈性的口足病。

试想，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蝙蝠会传染疾病早已成为常识中的常识，现在还想着吃蝙蝠的人，就是穿越回民国也是古董中的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