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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大陆报》转载法国人威诺伦的小说《蝙蝠中立》，通过西方人之口狠批了蝙蝠的首鼠两端。

1918年的《神学志》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喻蝙蝠》的文章，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在鸟与兽的战争中，蝙蝠一直保持中立，一会儿说“我有二翼”，一会儿说“我有四足”，最后被鸟类野兽“共逐之”。

这个故事与冯梦龙所写其实大同小异，但作者更明白地阐明了内涵，明言这里的蝙蝠指的就是在南北对立中左右逢源的政客、军人、“调和人”。

中国古代便推崇“忠贞不二”在，民国之后，万象更新，但许多基本的道德准则仍得以保留。在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紧张对峙的时刻，投身政治者更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反复无常、立场不坚者必定为双方所嫌恶。

因此，蝙蝠在新时代又成为抨击政治投机心理的重要载体。

1925年，庄淳正作《斥蝙蝠式之中西医》，鼓励国人“与实验主义之中医携手，而不可与蝙蝠式之中医共语”，显然是以蝙蝠比喻批判某些不伦不类、只知西医皮毛而不知精髓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救亡图存逐渐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在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原本左右逢源的蝙蝠更是成为缺乏气节的象征，被用于敲打通敌动摇者。而且，由于大众传媒和教育启蒙的迅速发展，蝙蝠不再是几个文人的抒怀之物。

救亡图存，要从娃娃抓起，国难当头，儿童成为国家的希望。1931年的《小朋友》杂志刊登童话《蝙蝠为什么没有巢》，在故事中，蝙蝠同样利用自己似鼠似鸟的特点，先投靠鹰，后投靠狐，但都因习性太坏被赶走，最终落得无巢可住、倒挂梁上的下场。

此时，东三省正被日军荼毒，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样的童话故事指向鲜明。

1932年，张振亚又在《桃坞》杂志作雄文《讨蝙蝠文》，在扑杀两只蝙蝠后，张振亚还历数蝙蝠之罪，“二蝠汝死固惨，然所以至此者，汝自作自受之因果也，设汝安于分谨乎行，不作首鼠之两端，不冒禽兽之杂种，束身自爱，潜匿避人，则吾曹将纵汝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