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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讨蝙蝠文》同版的文章还有赞颂爱国将领马占山的《黑马将军传》，在此特殊时期，《桃坞》刊登这篇文章显然意有所指。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危在旦夕的时代，也是国际局势纷繁诡谲的时代，国人同样以蝙蝠来比喻一些国家反复无常、投机侥幸的外交方针，比如1935年《上海党声》的《英国之蝙蝠外交》，以“蝙蝠式”外交讽刺英国对德、意、日侵略集团的妥协退让。

1939年，《新民族》发表短评《想做蝙蝠的日本》，指出日本与德、意结盟不过是蝙蝠式的投机取巧，并非真心帮助德、意对抗苏联，果不其然，在苏德战争的关键时刻，日本非但不曾出兵苏联策应德国，反而冒死将美国拖入战争，狠狠地出卖了一把“盟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御侮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目标，一切通敌、投机者都将被顶上历史的耻辱柱，蝙蝠又成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小朋友们的反面教员。

1943年胡生静在《广东儿童》发表童话《没有国籍的蝙蝠》，虚构出狡猾的蝙蝠挑拨鸟、兽、鱼三族的全面战争，却又凭借自己兼具鸟兽特点的外形从中渔利，在长达九千万年的战争中

蝙蝠“凭着它特有的两翅和四脚，到处可以跑可以飞，鸟呀兽呀都会好好的招呼它”，“到处受到很优裕的招待，它希望这个战争要长久打下去”。

最终，鸟、兽、鱼签订协议，都不给蝙蝠国籍，从此蝙蝠成了没有国籍的怪物。

1943年是关键的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势在这一年变得相当明了，开罗会议后，中国成为同盟国阵营的关键成员，战争也早已由中日两国的孤立战争演变为两大国际阵营的殊死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着左右逢源、渔翁得利的投机分子将成为全民族、全世界的公敌，等战争结束的那天，也将成为没有国籍的蝙蝠，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声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除了位列同盟国阵营外，还有一个汪伪政府加入轴心国集团，无论二战结局如何，中国都是战胜国。

这种看似机灵的想法其实早已有人提出，这个人就是周佛海。1941年6月，周佛海得知德、意两国宣布承认汪伪政府，便在日记里突发奇想：

“目前英、美、俄及日、德、意两战线已分明，谁胜谁败，尚未可知……今南京加入后者，则中国双方均有关系，所谓脚踏两只船，无论胜败谁属，中国不至吃亏。”

周佛海

对于周氏的脑洞，学者邓野评价其为标准的汉奸理论。

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中日战争必将演变为国际性的战争，在两大阵营中，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任何投机的余地，与日本血战多年的惨痛经历也不可能让中日有“并肩作战”的可能，否则只能是“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让中国蒙受污名与耻辱罢了，周佛海这样的说辞不过是自作聪明与文过饰非而已。

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在珍珠港事变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对日、德、意三国宣战，并率先提出同盟国阵营成员不得与敌人单独媾和，与周佛海相比，高下立见。外交固然需要权谋机变，但终究不能违背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