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发展史上，中医药学作出了哪些重大的贡献？

本文简介：我国医药学知识起源很早。大约在距今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原始的医药学知识的积累。1973年和1979年冬发掘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植物，在已经鉴定的49种植物中，被后世本草收载者有35种之多；出土的十余种陶器里，有—种带嘴、大腹、中等口的陶器，引起了医学专家和考古学者的注意，推测可能与煎药有关。鉴定者的意见认为，在这些植物中，“樟科植物的叶片

​我国医药学知识起源很早。大约在距今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原始的医药学知识的积累。1973年和1979年冬发掘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植物，在已经鉴定的49种植物中，被后世本草收载者有35种之多；出土的十余种陶器里，有—种带嘴、大腹、中等口的陶器，引起了医学专家和考古学者的注意，推测可能与煎药有关。鉴定者的意见认为，在这些植物中，“樟科植物的叶片数量最多，显然是人工采集留下的堆积。樟科植物中的不少种类是药用植物，当时居民是否已经懂得用它来治病防病，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林乾良《河姆渡遗址的医药遗迹初探》，中华医史杂志（4）：254，1982)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出土的骨器中有三种与《内经》“九针”所述的形制十分相似的骨针，完全适合于穿刺引流，而很难理解为缝纫之用。这些出土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并证实了古代史籍中所谓“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的传说并非无稽之谈。

在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早中期，为了果腹填肚之需，从采摘植物、猎取动物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医学和药物学知识。为了解除筋骨瑟缩之苦，先民们在“动作以避寒”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为舞以宣导之”（《吕氏春秋·古乐》）的“导引按跷”、“气功”等的雏形。在烤火取暖的启迪下，古人用熨热的石块或砂土安置于患处，有了最早的“热敷法”。其后随着操作技术的改进，发现点燃艾草进行局部的温热刺激效果尤佳，则有了“灸法”的倡始。至于针刺术的肇始，或由于创口化脓疼痛难忍，无意中刺破后反而逐渐痊愈，或因而捶打掐刺某些疼痛处，其痛反而减轻，从无意而得的体验过程中荫发了这种震烁古今的特殊疗法。我国古代劳动者的聪明智慧和不懈努力，为中医药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石。

由于上古时期医药水平的低下，许多疾病不能治愈，古人也无法理解自然现象和疾病现象，遂有祈求神灵和先祖佑福的原始宗教活动。进行这种活动的“巫师”用祈祷和占卜的方式为人们禳病除灾，同时也兼用一些草药、祝由的方法治病，形成了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医巫不分家”的现象。这种局面直至西周时期才随着医药知识的逐渐丰富、社会的日益进步而告结束。如《周礼》将“巫祝”列为“春官大宗伯”的职官，而“医师”则隶属“天官冢宰”之下。这种社会分工的变化，使医学的发展得以摆脱巫术、神权的束缚和控制。中国的传统医学之所以走上一条与世界上其它传统医学发展完全不同，并在世界医学史上创造了许多辉煌成就，至今仍能对现代科学的发展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成功之路，恐怕与其很早就从巫术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不无关系。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学术上前所未有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自发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思想在各种学派的激荡中显示了生气勃勃的活力。其时医学家们全面总结先前所有的医学经验，自觉地汲取和融合了先进的哲学思想及多种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形成了中医学术的基本理论体系，建立了一个“自然——社会——人体”医学模式。在这个医学模式里，人体本身的生理机能是一个整体系统，人与自然界、社会环境又构成更高层次的统一的整体系统。这样就把对人体生理功能、病理现象、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等都纳入这个医学模式之中综合考察与分析，较诸在西医占主导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式，以及本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恩格尔教授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客观地说是要高出一筹。同时临床治疗学的发展，将单味药的应用、针（砭）灸的治验，发展成为复方制剂和在经络腧穴理论指导下的针灸疗法，并随着对疾病本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望、闻、问、切诊断技术的成熟，进一步创立了“辨病脉证并治”体系。其中包括诊疗伤寒、热病等外感疾病的“六经辨证”和诊疗内伤杂病的“脏腑经络辨证”等方法。中医理论体系的确立、是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沦》等经典医著的问世为标志的。中医对世界医学发展的最突出的重大贡献即在于此，其二千多年来始终沿着自身轨迹向前发展，久盛不衰而令人为之惊叹不已的稳固性和旺盛的活力也在于斯。

在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医学发明堪称世界之最。例如在《内经》的有关篇章里，对人类生命繁衍及其生、长、壮、老、已（死）各阶段生理特征的总体认识；对不同体形、气质人群的阴阳五行体质学分类，以及各类人群生理、心理、病理特征的描述；对人体解剖学知识的了解，脏腑组织形态及其功能系统的记载等等，都比同时期西方医学的认识要来得早而且深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内经》已认识到心和血液循环的关系，血液在血脉之中环行不止，并通过肺的呼吸而有清浊之分，同时观察到搏动的血管而命名为“动脉”，观察到心脏的搏动可以从“虚里”候诊等有关血液循环理论的基本认识。这比罗马盖仑(Galen)于公元二世纪提出血液如潮般流动的概念、十六世纪西班牙色威吐斯(Servetus)等人才有“循环”的认识、十七世纪英国人哈维（W·Harvey)才提出的“血液循环”理论，至少领先了千余年。又如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建立辨病脉证并治体系的同时，对黄疸、水肿、中风、痢疾、肠痈、脏躁（癔病）、闭经、妊娠恶阻、产后病、肿瘤等各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作了详尽的介绍，并最早发明了药物灌肠术，最先记述了救治自缢者的人工呼吸方法；与其同时代的华佗则以用酒冲服“麻沸散”的全身麻醉法施行腹部外科术而彪炳史册，而他所发明的医疗保健体操——“五禽戏”，用来治疗各种疾病的“华佗夹脊穴”（即沿着脊柱两侧分布的穴位），也都是世界医学史上了不起的首创。在古代药物学知识的基础上，《神农本草经》将之上升为理性的认识，并正确载述了黄连治痢、常山截疟、麻黄平喘、海藻消瘿瘤（类似于单纯性甲状腺肿）的药用价值，是世界药学史上的最早记载。

自两汉以后，中医药理论体系随着临床诊疗技术的提高、实践经验的积累，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提高。例如晋代名医王叔和撰著的《脉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脉学专著，十四世纪波斯学者希德·阿尔·阿尔丁·哈姆达尼主编的《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向西方介绍了王叔和的脉学理论；十七世纪末英国名医弗洛伊尔（J·Floyer)将中医脉学译成英文，并发明了用表计数脉搏的方法，显然是受中国脉学的直接影响。许多疾病的最早记载也多见于历代中医文献中，如晋代葛洪的《肘后方》颇为准确地描述了天花、恙虫病、脚气病等疾病的临床特征；唐代《外台秘要》曾记载了帛浸尿中的比色法来诊断和判断黄疸病的治疗效果，并提出了消渴病（主要指糖尿病）的诊断依据之一是“尿甜”。在临床治疗方面，内、外、妇、儿各科病治均有长足的进步。在内科方面，隋唐以后改变了以往但循古方治病的传统，对疾病本质认识的深化，促使了唐宋时期诸如《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等大型方书的集结．并导致了金元时期各种新学派的崛起。在外科方面，四世纪时有了兔唇修补术，六世纪有肠吻合术及其护理的成熟经验，十二世纪的《扁鹊心书》所载的“睡圣散”及十四世纪《世医得效方》的“草乌散”都是以蔓陀罗花为主配制的麻醉剂。骨伤科的治疗也迅速发展，如孙思邈关于下颌关节脱臼的整复手法沿用至今，成书于841年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著，其整复骨折、脱臼的方法颇为翔实。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的专著也从唐宋始大量涌现，如十二世纪发明了兔脑制剂的催产作用，十一世纪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术”来预防天花，七世纪用汞合金镶牙等。对皮肤病的防治，《内经》已有麻风病的记载，据湖北云梦秦简证实，在秦代已有隔离病院“疠迁所”的设置，东汉初已应用汞剂及雄黄等药治疥癣病，十六世纪发明了砒制剂治疗梅毒。在各种传染病的治疗上，明清之际“温病学派”的形成，一改以往外感病治唯从仲景伤寒六经辨治的惯例，认识到具有传染性的“戾气”为患，创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方法，救治了无数温病患者，在西医抗生素没有广泛应用之前，是疗效最为彰著的治疗方法。即使在今天，温病理论及其清热解毒、清营凉血诸法仍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药物学方面，唐代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共载药物850种，必外国最早的药典——《纽伦药典》早颁行900多年。具有世界影响的《本草纲目》刊行于I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共收录各种药物1892种，附方11096剂，插图1160幅，其分类法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植物学分类法。《本草纲目》问世后曾先后被译为拉丁、朝鲜、日、俄、英、法等多种文字；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曾引用其中有关金鱼颜色形成的史料来说明动物的人工选择。其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称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

此外，我国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体系也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曾经对朝鲜、日本等国的医学体制给予了重大的影响。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第17届国际内科学会议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医学古老辉煌的历史与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独特性密不可分”的看法，认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形成的中国古代社会之高度文明和先进制度（非世袭官吏制度及与之相伴随的考试、教育与医疗服务等制度）是中国传统医学获得辉煌发展的原动力。因此他强调要结合这种独特的社会文明史来认识中国医学的内在特征。李氏的这一论点对我国医学工作者认清医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颇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