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环境卫生有哪些认识和措施？

本文简介：“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周易·既济》）虽然讲的并不是预防疾病之术，但其影响所及，则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有防病于未然的学术观念，并渗透和融贯于临床治疗、养生学的理法之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经典性阐述，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环境卫生，在预防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具有使人类的居处整洁

“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周易·既济》）虽然讲的并不是预防疾病之术，但其影响所及，则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有防病于未然的学术观念，并渗透和融贯于临床治疗、养生学的理法之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经典性阐述，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 

环境卫生，在预防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具有使人类的居处整洁清静，与大自然保持和谐美的作用，从而令人赏心悦目而产生心理上的美感，更能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来清除污染、切断疾病的传染环节而达到除害灭病、保持心身健康的目的。据史籍记载；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就设有专职官员来管理山林川泽及公共环境卫生。《尚书》、《周礼》载均有管理和保护山林川泽自然环境的官职和法令；《周礼》更有“蜡氏”职掌掩埋疫死之尸、“萍氏”职掌水域卫生及渔政酒类专卖、“庶氏”和“翦氏”职掌消灭各种害虫等专职分工，并载有莽草烟熏、开沟通渠等消毒辟虫排污方法，反映了先秦时期环境卫生的概况和所达到的水准。

从广义上来讲，环境卫生包括了诸如城池管理、植树美化环境等方面的工作，然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是保护水源、清除污水废物、除害辟瘟等。

水是日用之物，养生之本，不可须臾或缺者。水质的好坏、水源的整治、污水的排放，对维持健康、预防疾病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古代对此亦早有认识，并有许多积极的措施和法令规定。

《吕氏春秋·尽数》指出：

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肿）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与伛人。

现代研究表明，某些疾病的发病与水土中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的含量多少有关，如单纯性甲状腺肿（瘿）与病区水土中缺碘以及钙、镁、锌等矿物质含量有关；大骨节病（以关节增粗疼痛畸形、步态跛行或鸭步、身材矮小为特征）则与患区水中钙少，铅、钡、锶的增多相关。《吕氏春秋》所论是我国最早认识到水质与疾病的关系，后世根据水土情况择地而居的习俗即源乎此。唐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养性》篇中，即认为医者“不习水土，都不知病之所由”，诸如“遇山水坞中出泉者，不可久居，常食作瘿病”等，亦是由此而发。

我国古代对水源的整治是很讲究的，水井的凿治修整即充分反映了古人的饮水卫生习俗。据考古发掘，在新石器时代后岗二期文化（公元前2000年）、良渚文化（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的遗址中，都发现了水井；也有专家根据尖底瓶的发现，把凿井的时间推前到仰韶文化前期（约公元前5000年）。早期的水井都是穿地而凿的土井，直至商周时期，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创造了井甃、井裙、井盖、井亭等水源卫生防护设施。如《周易·井卦》所谓“井甃无咎”，甃就是指井壁，起到使井水洁而不泥的防护作用。在河北藁城的商代水井遗址，可以看到用木棍修造的井甃；至春秋战国时期，始有陶制的井甃。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周礼·夏官司马》有“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的记载，提供了古代军旅饮水卫生的史实。战国至秦汉时期，从史籍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定期疏浚水井的记载，有的还是由官方作为法规颁布的。

城池是人群聚居之地，若没有严格的都市卫生管理法令，污水粪便横溢，垃圾杂物遍地，往往会引起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至迟在殷商时期，已有了违反城市卫生管理法的处罚治罪令。如《韩非子·内储说》有“殷之法，刑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的记载；商鞅变法，对在街道上乱扔垃圾者也课以重刑，这对于保证城市环境卫生整洁有重要的意义。对乱扔者固然需处以重刑惩治，专职的清扫人也是必不可少的。陕西宝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上铸有洒扫者的图形，可见当时已有城市清洁工了。汉灵帝三年(186)毕岚发明洒水工具，《后汉书·张让传》谓毕岚“又作翻车渴鸟，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

下水道是城市排污的主要设施。在先秦城市、宫殿的遗址发掘工作中，发现有专用的地下排水管道，这也足证《周礼·考工记》“宫中之窦，其崇三尺”，以及《天官冢宰》所谓“宫人掌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的记载是可信的。当然最初的下水道主要是为了解决帝王宫殿的排污，据《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礲石以道，若今御沟”。城市的排污系统，主要还是靠明沟渠道。《吕氏春秋·季春纪》谓天子“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为雨季之将临，疏浚沟渠和下水道而由政府官员出巡组织进行，可见古人对“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病”(《秘奥造宅经》)是极为重视的。

粪便的处理，对大城市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为此，古代城市建有公共厕所。公厕起于何时，尚无从考证，有谓《周礼·天官冢宰》宫人“为其井匽”者，即是宫中的厕所。汉末刘熙《释名》说：

厕，杂也，言杂厕在上非一也，故曰溷，言溷浊，或曰圊，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清洁也。

对厕所的特点、作用表述得很清晰明白，由此看来城市的公厕汉代已具规模，《梦粱录》载“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有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收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显然宋代城市的粪便倾倒已有专职分工，分区管理。“倒马桶”的习俗沿袭至今，却也渊源有自。

古代医疗水平尚难应付瘟疫的流行，因此除害防疫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周礼》记述了上古之民的“变火”以救时疾的方法：“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据孙诒让正义谓：“时气太盛，则人感而为疾，故以异木为燧，而变国中公私炊爨之火，以调救之。”所谓四时之火，春取榆柳、夏取枣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为火。著名中国医史家陈邦贤认为变火可以御寒，可以消毒。这一方法防疫的作用究竟如何尚有待研究，而《周礼·秋官司寇》用莽草、嘉草烟熏杀虫清毒的方法却科学得多了。嗣后，古人还用药物辟瘟消毒，除害灭病。《山海经》已有防疫药四种，《千金要方》载有“辟温气杀鬼烧药方”、“太一流金散方”等多首辟瘟方剂。主要药物如雄黄、雌黄、丹砂、矾石、鬼箭羽、芜荑等均有杀虫除恶作用，既可随身佩带，亦可薰烧，进行空气消毒，以辟瘟邪。《肘后方》载有焚艾消毒法；《月令广义》说：“五月五日，用朱砂酒避邪解毒，余酒染额胸手足心，无虺蛇之患，又以洒墙壁门窗，以避毒虫。”此风至今犹存，端午节饮雄黄酒，置菖蒲艾叶于户中，焚苍术白芷于居室。《本草正义》认为苍术“最能驱除秽浊恶气，阴霾之域，久旷之屋，宜焚此物而后居人”。据报导，苍术烟薰对结核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绿脓杆菌、腮腺炎病毒及黄曲霉菌等有显著抑制作用。艾叶烟薰对多种细菌和真菌有明显抗菌作用，对流感、腮腺炎病毒也有抑制作用。表明前人对空气的清洁消毒已有相当认识，并找到了比较有效的办法，推而广之，成为习俗，其卫生保健意义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