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西医在学术体系上有何不同

本文简介：之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医学开始“刮目相看”，并出现迅速推广应 用的新局面，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日本近畿大学东洋医学研究所的 有地滋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有这么几个方面：其一，二次世界大战后，感染性疾病由于抗生素的发现和大量应用于 临床而得以控制或减少，免疫性、遗传性、代谢性疾病相对增多，现代医学 尚缺少合适的治疗方法，中医中药对其却有一定的疗效。其二，化学合成药的副作用所导

之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医学开始“刮目相看”，并出现迅速推广应 用的新局面，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日本近畿大学东洋医学研究所的 有地滋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有这么几个方面：

其一，二次世界大战后，感染性疾病由于抗生素的发现和大量应用于 临床而得以控制或减少，免疫性、遗传性、代谢性疾病相对增多，现代医学 尚缺少合适的治疗方法，中医中药对其却有一定的疗效。

其二，化学合成药的副作用所导致的“药害”屡有报导，令公众望而生 畏。中药多取自天然物（如植物、动物、矿物等），且经过长久岁月的验证， 一般说来无庸担心其有“药害”问题。近年来，西方社会更出现所谓“回归 自然”的倾向，因此主张从天然物中筛选和开发新药者大有人在，而已经 积累了数千年用药经验的中医中药，肯定可以提供一条“事半功倍”的捷 径。

日本平马直树除了持有上述相同的看法之外，还认为公众对医疗要求 的多样化、企望能有安全可靠的方法改善或增强其体质等心理，也都“成为 重新评价中医的动力”。

应当说外国学者对中医风靡世界原因的探讨不无道理，而且在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科学发展的情况下，能有这么一种客观公允的分析 也确属难能可贵。但是仅仅从这些角度去认识世界性中医热兴起的原因， 尚欠深入。随着各国学者对中医认识的日趋深化，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科学 家更从中医理论体系及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中西医学 体系的比较等方面加以探讨。如瑞士医生罗格斯(C·Rogers)认为中国 医学有许多科学上的第一，把中医概念看作神秘的东西予以抛弃的本身， 说明了西方的无知和排外意味的傲慢。他强调：

理论不要求正确，而仅要求有用。许多不正确的理论被科学界用来解释观 察到的现象，并在它们被修改或被摒弃而使用更好的理论之前，大大推动科学 知识的发展。在我们的知识的目前阶段，还没有更好的理论来代替中国（中医） 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其它的理论已经提出来解释针灸的片断，例如镇痛效应。 但它们不能代替整个的体系。 罗格斯的这一看法，表明了西方医学界有识之士不仅肯定了中医的疗效， 而且开始承认在现代科学还不能揭示其秘奥之前，中医理论体系不但有继 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并且还是现代医学知识所无法替代的有用的理论体系。

西德慕尼黑大学东方问题研究所珀克特( M·Porkert)对中西医认识 方法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他指出：

从认识论方法学角度看，中西医认识方法明显不同：前者主要是感应综合性的(inductive synthetic)，后者主要是因果分析性的(causal analytic)。 所谓感应性，指的是两个空间位置不同产生时间相同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逻辑 联系，如中医“肝”作为一种功能单位的功能表现，是与它的基质——肝脏相互感 应而同时产生，不能加以分开的。因此，只能将功能表现与物质基础综合地加以 感知和检验。所谓因果性，指的是两个空间位置相同产生时间不同的事或现象 之间的逻辑联系，如动因与效应的关系。由于动因是作用于实质性物质，而使其 产生效应的，两者一先一后，可以分开，因此可以分析地来感知和检验。

日本病理学家伊原信夫也指出：

中医学的生命观和疾病观是阴阳论，西医则是要素论或原子论。阴阳论在 于能同时进行分析与综合，又将认识论（诊断）和方法论（治疗）进行有机的结合；原子论则用绝对化与断层化观点看待生命现象。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中西医理论体系的截然不同正如这些外国学者所 述，前者注重人体的整体，用综合归纳法去探索生命现象；后者用剖析的方 法，侧重人体结构及其局部的变化，直至分子水平。

尽管就医学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言，中医和西医同样都是研究人体的生 命现象及其疾病过程，以寻求防治疾病的有效方法来保障人类健康长寿的 知识体系。但是由于认识方法上的差异，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 系。

十六世纪末在西方兴起的“工业革命”，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解剖 刀、显微镜及各种理化检测手段，通过人体组织结构的解剖观察、病原微生 物的发现，逐步建立了解剖、生理、微生物、病理、药理等学科，采用实验室 研究的方法，从细胞水平向分子水平不断深化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对千百亿的人体进行不干扰其生命活动和整体联 系的直接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与显微镜下、试管之内、动物 实验所获得的各种测试数据和资料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中医的理论经历 了数千年临床治疗的反复验证而得以存在并发展起来。因此，它将人体组 织器官的形态与机能、形体与精神，以至于人体与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环境， 都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着的整体；人的生命活动和疾病反应，不仅有着其 内部的物质运动变化，而且还与外在的自然变化、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所 以中医是在考察自然和生命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各种现象中，认识和把握 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并在“整体恒动”的思想观念指导下综合成为一门阐述 人体生命和疾病本质的医学科学。尽管它在对人体组织的微细结构上的了 解、对疾病病原体的认识等方面远不及西医来得深入和具体，但在总体认 识水平上却具有西医局部分析方法所不及的广阔视野和高度，具有现代系 统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实践的结晶。中医的这种整体动态的思想观念及其研 究方法，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然——社会——人体”的医学模式， 是其能够在现代科学殿堂立足并引起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关注的最基本的 原因所在。

法国神经解剖学家鲍斯（J·Bossy）指出：

现代医学认为病因疗法是唯一可能达到治愈的手段，中国传统医学则从机体整体上并与环境相联系地来实施治疗。 这是从治疗方法的角度揭示两种医学体系的不同着眼点。人类的疾病谱由 于微生物学、免疫学、药物学等基础学科的进步，西医广泛使用预防接种、 杀菌灭虫、抗生素等“三大法宝”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往高踞发病率和 病死率首位的各种感染性疾病已被心脑血管病、肿瘤等多因素、多层次的 综合性疾病所取代。在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遗传、体质、代谢、免 疫等因素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社会心理因素的关系尤为密切，西医的“三 大法宝”正面临着这些医学难题的挑战。而中医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的 各种药物、针灸、按摩、气功等治疗方法，能够通过激发人体自我治愈的能 力，扶正祛邪，战胜疾病。同时，中医还特别注重机体的个性，能够“因时、 因地、因人制宜”，对这些“内因性”疾病的治疗有西医所无法比拟的独特疗 效。如近年来肆虐全球的“艾滋病”，现代医学对它几乎束手无策。我国医 学专家试用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获得了可喜的疗效，上海中医学院名誉院长王玉润教授已应邀前往美围开展中医治疗艾滋病的专题研究。日本科 学家也宣称从甘草的提取物中发现了对艾滋病毒有拮抗作用的有效成分。

前世界医师会长，曾担任日本全国医师会会长二十五年之久的医界权 威武见太郎在分析了中西医学体系的特点及中西医结合的远景时指出：

全世界都应重视新中国正在完成着中国医学的现代统一这一伟大事业，我 个人怀着由衷的敬佩心情注视着新中国政府将中西医结合作为一个政治命题 提出，并积极努力地推进这种具有世界规模的宏伟计划的实现。

他还认为“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既不应满足于目前这种部分的结合，更不应 抛弃中医学固有的哲学体系，而应当是在以传统哲学及由其派生的自然世 界观、自然学、人类学为基础的中医医疗实践中，将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直接地、但不造成异物感的前提下加以引进和展开”。他还预言“二十一世 纪将是中医药的世纪”，这是对世界医学发展总趋势的科学预言。日本及西 方许多权威人士也都持有类似的看法，有些人甚至扬言十年之内向中国学 习，十年之后就要中国向日本及西方学习。这不仅反映了世界各国学者对 中医药理论现代化后可能引起的医学革命乃至于带动整个自然科学革命的殷切期望，甚至于已经带有某种国际竞争的意味，由此可见我国医学工 作者面临的严峻局面和身负的重任确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