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和唐朝 针灸学术的发展过程

本文简介：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在魏甘露间（公元256～260年），将《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 针灸治要》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编撰成《针灸甲乙经》，共收录349个腧穴的名称、定位 和刺灸法，并对各科病证的针灸治疗进行了归纳和论述，是继《内经》之后对针灸学的又一 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针灸专 著。如晋代葛洪撰《肘后备急方》，收载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

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在魏甘露间（公元256～260年），将《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 针灸治要》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编撰成《针灸甲乙经》，共收录349个腧穴的名称、定位 和刺灸法，并对各科病证的针灸治疗进行了归纳和论述，是继《内经》之后对针灸学的又一 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针灸专 著。如晋代葛洪撰《肘后备急方》，收载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大大地推动了 灸法的临床应用。隋唐时代，针灸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唐初时针灸已成为专门的学科，设 “针师”、“灸师”等专业称号。隋至唐初的甄权著有《针方》、《针经钞》和《明堂人形图》 （均佚）。唐政府在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组织甄权等人对针灸学文献进行了整理校 订，足见当时对针灸学的重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广泛收集了前代针灸医家的经验 和个人体会，并绘制了“明堂三人图”，把人体正面、侧面及背面的十二经脉用五种颜色标 出，奇经八脉用绿色标明，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已佚），他还创用了“阿是 穴”和“指寸法”。王焘的《外台秘要》和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收录了大量的灸治经验。

可以看出，两晋和唐朝期间灸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代是国家针灸教育体系形成的开端， 唐太医署负责医学教育，内设针灸专业，有“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 十人，针生二十人”，为针灸学的规范教育奠定了基础。

唐代以后，五代、辽、宋、金、元时期，相继建立了更为完善的针灸机构和教育体系， 设立针科、灸科，在课程上确立了《素问》、《灵枢》、《难经》和《针灸甲乙经》为必修课。 北宋的王惟一在经穴考订和针灸学教具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对腧穴进行了重新考订， 确立了354个经穴，于公元1026年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雕印刻碑，由政府颁布；公元 1027年，他设计了两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供针灸教学和考试使用，这 有力地促进了针灸学向规范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为针灸人才的培养开辟了新径。同时，由 于宋代印刷术的发明，针灸专著明显增多。南宋针灸学家闻人耆年著《备急灸法》，促进了 灸法的发展。王执中在其著作《针灸资生经》中收集了许乡民间的临床经验，他善于灸术和 运用压痛点诊断和治疗疾病。金代何若愚创立的子午流注针法，提倡按时取穴法，建立了针 灸时间医学。马丹阳善用“天星十二穴”，窦汉卿擅长应用“八脉交会穴”。元代的滑伯仁对 经脉的循行及其相关的腧穴进行了考订，著《十四经发挥》，首次把任、督二脉和十二经脉 并称为“十四经”，为后世研究经络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另外，我国少数民族对针灸学 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蒙古族翰林学士忽泰必烈曾撰《金兰循经取穴图解》，虽然已佚， 但从《十四经发挥》可窥其原貌。

明代是针灸学发展史上较为活跃的时期，具体表现在对前代针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和争鸣，创立了丰富的针刺手法，对于没有归经的穴位进行归纳而形 成“奇穴”。代表性的医家和著作有陈会的《神应经》、徐风的《针灸大全》、高武的《针灸 聚英》、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吴崑的《针方六集》、汪机的《针灸问对》、张介宾的《类 经图翼》、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等。《针灸大全》对针刺手法进行了收集和评述；《针灸 问对》则对针灸学术问题设立了80多条问答，是一部学术争鸣的著作。《针灸大成》可谓 是继《针灸甲乙经》后对针灸学的第三次总结，该书是在杨继洲家传的《卫生针灸玄机秘 要》基础上，汇编历代诸家针灸学术观点、实践经验编撰而成，成为后世学习、研究针灸 的重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