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针灸学发展简史

本文简介：针灸学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关于针刺疗法起源的传说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如古籍记载伏羲氏“尝味百草而制九针”；“黄帝咨访岐伯……针道生焉”等。但是针刺疗法真正产生的时间应该是“砭石”应用以后一个漫长的时期，大约是新石器时代。“砭石”是针具的雏形或前身，

针灸学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关于针刺疗法起源的传说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如古籍记载伏羲氏“尝味百草而制九针”；“黄帝咨访岐伯……针道生焉”等。但是针刺疗法真正产生的时间应该是“砭石”应用以后一个漫长的时期，大约是新石器时代。“砭石”是针具的雏形或前身，砭刺就成为刺法的萌芽时期。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出现了精制的石针。其后出现了骨针、竹针、金属针等，尤其是人类发明了炼金术后，金属针具的产生大大地推动了刺法的发展。灸法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类学会用火以后。人们在用火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温热的治疗作用，通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灸法。

在针法和灸法产生以后，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古代哲学思想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的渗透，针灸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大致上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针灸学理论体系的肇始时期

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个人临床实践对针灸知识的初步认识，大约在《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成书以前。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两种古代经脉的文献，即《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对十一经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及灸法进行了论述，这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文献，反映了对经络系统认识的早期面貌。

（二）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时期

主要从战国到秦汉，以《内经》成书为标志。《内经》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为主要内容，从总体上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对经络的循行和病候、腧穴、针灸方法等，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中有大量篇幅专门论述针灸学理论和临床治疗，故又称之为《针经》，标志着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在这个时期，大约成书于汉代的《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以阐明《内经》为要旨，其中关于奇经八脉和原气的论述，补充了《内经》的不足；同时，还提出了八会穴，并用五行学说对五输穴的理论和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已佚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应该是这一时期有关腧穴的专著。华佗亦对针灸颇有研究，创立了“华佗夹脊穴”。东汉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在《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许多针灸处方，主张针药并用，辨证论治。这些成就都丰富了针灸学的理论体系。

（三）针灸学术的发展时期

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在魏甘露间（公元256～260年），将《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编撰成《针灸甲乙经》，共收录349个腧穴的名称、定位和刺灸法，并对各科病证的针灸治疗进行了归纳和论述，是继《内经》之后对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针灸专著。如晋代葛洪撰《肘后备急方》，收载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大大地推动了灸法的临床应用。隋唐时代，针灸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唐初时针灸已成为专门的学科，设“针师”、“灸师”等专业称号。隋至唐初的甄权著有《针方》、《针经钞》和《明堂人形图》（均佚）。唐政府在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组织甄权等人对针灸学文献进行了整理校订，足见当时对针灸学的重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广泛收集了前代针灸医家的经验和个人体会，并绘制了“明堂三人图”，把人体正面、侧面及背面的十二经脉用五种颜色标出，奇经八脉用绿色标明，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已佚），他还创用了“阿是穴”和“指寸法”。王焘的《外台秘要》和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收录了大量的灸治经验。可以看出，两晋和唐朝期间灸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代是国家针灸教育体系形成的开端，唐太医署负责医学教育，内设针灸专业，有“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为针灸学的规范教育奠定了基础。

唐代以后，五代、辽、宋、金、元时期，相继建立了更为完善的针灸机构和教育体系，设立针科、灸科，在课程上确立《素问》、《灵枢》、《难经》和《针灸甲乙经》为必修课。北宋的王惟一在经穴考订和针灸学教具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对腧穴进行了重新考订，确立了354个经穴，于公元1026年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雕印刻碑，由政府颁布；公元1027年，他设计了两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供针灸教学和考试使用，这有力地促进了针灸学向规范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为针灸人才的培养开辟了新径。同时，由于宋代印刷术的发明，针灸专著明显增多。南宋针灸学家闻人耆年著《备急灸法》，促进了灸法的发展。王执中在其著作《针灸资生经》中收集了许多民间的临床经验，他善于灸术和运用压痛点诊断和治疗疾病。金代何若愚创立的子午流注针法，提倡按时取穴法，建立了针灸时间医学。马丹阳善用“天星十二穴”，窦汉卿擅长应用“八脉交会穴”。元代的滑伯仁对经脉的循行及其相关的腧穴进行了考订，著《十四经发挥》，首次把任、督二脉和十二经脉并称为“十四经”，为后世研究经络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另外，我国少数民族对针灸学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蒙古族翰林学士忽泰必烈曾撰《金兰循经取穴图解》，虽然已佚，但从《十四经发挥》可窥其原貌。

明代是针灸学发展史上较为活跃的时期，具体表现在对前代针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和争鸣，创立了丰富的针刺手法，对于没有归经的穴位进行归纳而形成“奇穴”。代表性的医家和著作有陈会的《神应经》、徐凤的《针灸大全》、高武的《针灸聚英》、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吴崑的《针方六集》、汪机的《针灸问对》、张介宾的《类经图翼》、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等。《针灸大全》对针刺手法进行了收集和评述；《针灸问对》则对针灸学术问题设立了 80多条问答，是一部学术争鸣的著作。《针灸大成》可谓是继《针灸甲乙经》后对针灸学的第三次总结，该书是在杨继洲家传的《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汇编历代诸家针灸学术观点、实践经验编撰而成，成为后世学习、研究针灸的重要参考文献。

（四）针灸学术的低谷时期

清代针灸学开始走向低谷，当时医者多重药轻针，尤其是清代统治者竟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所宜”的荒诞理由，于公元1822年废除了太医院的针灸科。在这一阶段，针灸著作主要有吴谦的《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廖润鸿的《针灸集成》及李学川的《针灸逢源》。总体而言，创新较少。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入侵，在各地设立教会医院和两医学院校，排斥和歧视巾医学；更有甚者，国民党时期竟有人提出废除中医的议案。然而，由于中医针灸疗法的经济、方便和良好疗效，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因此，针灸依然在民问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以承淡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创办针灸学社、学校，培养针灸人才，为保护和发扬针灸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