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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世界亏欠你们！我想当这场疫情过去的时候，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我知道在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武汉人民是砥砺前行的。我也非常珍视这次与梁教授共事的机会，可能很久之后才能再回到中国。我觉得此刻，世界应该了解中国所做的事情，当每一天每个国家在犹豫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时候，病毒的蔓延是不会停止的，病例数就可能会扩大。我们需要快速行动起来。谢谢！

记者提问：

布鲁斯·艾尔沃德先生讲到中国采取的众多的积极的防疫措施，这是我们能够认识到的。同时我们想了解这个病毒最初在武汉是怎么样滋生起来的，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呢？它最初又是怎样在武汉快速的蔓延开？在这一场疫情应对的过程中有哪些方面的教训是我们需要吸取的。你与当地医务工作者有过对话，我想问像公众的审查机制，又会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Bruce Aylward博士：

首先，我们考察团的目的是找到有效措施，并非回避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正处于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措施在中国有效，以便应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您所言，我们同样需要从无效的措施中汲取教训。我之前提及，我们遇到的情况并非仅发生在湖北，同样在其他地区存在。对警示信号快速采取行动的反应上存在一些延迟。这是在任何疫情暴发或新发传染病应对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人们无法想象该地会发生这样的疫情。

对于是否有如您提到的其他疾病在起作用，坦白来说我不清楚，我们的关注尚不在此。其他方面因素同样重要。这种疫情的应对，我想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到底需要多少床位，需要持续多久。目前湖北有数万病人在医院病床上，处于恢复阶段。如果有什么需要学习的经验教训，即是反应速度，需要快速的行动，速度就是一切。而我最担忧的是他国是否汲取了需要快速应对的教训。目前，多个国家疫情暴发呈指数增长。如大家所见，疫情席卷多地，可以在一个地区呈指数增长，这是极具毁灭性的。

我不明白的是中国用如此酸楚的甚至可怕的方式吸取教训，从而在其他30省出色的控制疫情，为何在疫情袭击其他国家时，仍如同炸弹，一点即爆。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解释我都做了什么。速度这个教训非常重要。以及采取激进的措施，这些措施，如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除了西非、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我们已很少用到。都是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传统的调查，进行尝试，这都是中国所做的尝试。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我们要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进行必要的改革，保障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运行。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所有的疫情爆发过程中所造成的人力损失难以预料。我们都需要审视现有体系，坦率的说，没有任何一个体系能做到及时响应。

梁万年博士：

我们这次主要目的是来看哪些策略和措施是有效的。中方和外方专家也都曾一起讨论，我们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武汉情况，如果回头来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可能是最好的。总体感觉就是，如果利用我们对已知病毒，特别是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的知识，来阻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刚才布鲁斯先生在前面讲评估和建议时，也特别把这点写上去了。我们利用已有知识，比如对SARS、对流感的认知，来对待这个新的疾病、新的病毒，是不行的。现在看来这个病毒不简单，是很狡猾的。我们无法使用现有知识来应对，需要边阻止疫情、边总结经验、边改变措施和策略。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早期对疾病的认识不够到位，这也是我们的局限。我就补充这一点。

记者提问：

通过对中国四个地方的考察，对下一步疫情防控您有什么建议？当前的防控措施还存在哪些挑战？

Bruce Aylward博士：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新增病例数量下降，但切不可沾沾自喜，未获全胜，不能轻言胜利。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群仍普遍易感，因为这是一种新型病毒，人群对其尚无免疫力。虽然病例数量在下降，但仍有大量的脆弱人群，况且病例数的下降是通过大量努力实现的。它有反弹的风险，当出现反弹的时候又需要快速的进行应对。在防疫过程中，当取得初步成功后，最大的风险就是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接下来需要继续在扩容医院床位，购置呼吸机，疫苗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如梁博士所言，这是一种狡猾又危险的病毒。轻言胜利往往是最危险的，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很好，尽管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中国明白接下来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