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是谁？李渊身平 （中国唐朝开国皇帝）

唐高祖李渊(566年12月21日－635年6月25日)，字叔德。中国唐朝开国皇帝（618年6月18日－626年9月4日在位），初唐政治家、军事统帅，唐太祖李虎之孙，唐世祖李昞之子。

李渊出身北周关陇贵族家庭，袭封唐国公。深得隋文帝和文献皇后垂爱，起家千牛备身，隋炀帝时累官至卫尉少卿。炀帝东征时，他负责督运粮草，还曾奉命平毋端儿起义，率兵抵御突厥进攻。大业十三年（617年），出任太原留守。同年趁隋末动乱之时起兵于晋阳，南下攻取长安，拥立隋炀帝之孙杨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自领大丞相，加封唐王。义宁二年（618年），得知炀帝遇弑后，逼杨侑禅位于己，建立唐朝，年号武德。称帝后，李渊命其子李世民等统兵，击败陇西李轨、消灭西秦薛举父子、击退刘武周和宋金刚、擒获夏王窦建德，迫降洛阳王世充，并平定各地农民起义，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他晚年未能妥善处理皇位继承问题。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发生后，李渊册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同年传位于李世民，退称太上皇。贞观九年（635年），李渊病逝，享年七十岁。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葬于献陵。后定谥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作为唐朝开国创业的帝王，史学界对李渊的评价不一。有观点认为他优柔失断，赏罚不明，从起兵建唐到平定天下全靠李世民之力。也有观点认为他存在深谋多算、富有远见的一面。其在初唐颁行的一些措施，确立了有唐一代的基本制度、政策，为后来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基础。

人物生平

出身世族

北周天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566年12月21日），李渊出生在长安。 

李渊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世代显贵。李渊的祖父李虎，西魏时期太尉，联合丞相宇文泰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同保魏室，是西魏八柱国之一，赐姓大野氏。北周受禅之后，追封李虎为唐国公。唐朝的国号，溯源于此。杨坚成为周静帝的大丞相之后，归还本姓。

李渊的父亲李昞，是北周的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渊的母亲是北周外戚杨坚的妻子独孤伽罗的姐姐。因此李渊与隋朝上层统治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效力隋廷

李渊七岁时，其父亲李昞去世，李渊袭封为唐国公。等到他成年后，为人洒脱，性格开朗，待人宽容，无论贵贱之人都得其欢心。

清人绘李渊彩像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即隋文帝。隋朝建立后，任命李渊为千牛备身（皇帝的禁卫武官）。由于独孤皇后、隋文帝的亲近器重，李渊在此期间历任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李渊在隋炀帝即位之初先后做了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两个郡的太守，后来又被征入朝任殿内少监。在这段时期内李渊的具体事迹，史书中并没有太多记载。

大业九年（613年）春，调任卫尉少卿，掌管宫廷禁卫事，开始由文官转任武职。炀帝征伐高句丽时，李渊在怀远镇（今辽宁辽中附近）督运粮草。同年农历六月，杨玄感利用民愤举兵反隋，李渊奉炀帝之命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兼知关右诸军事。在此期间，李渊广交天下豪杰，遭到炀帝的猜疑。恰好有诏书命李渊去炀帝巡行所到之地，李渊因病没有去。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在后宫，炀帝问王氏：“你的舅舅怎么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了，炀帝又问：“病的要死了吗？”李渊知道以后，日益恐惧，因此无节制地饮酒、收受贿络自污以求自保。

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调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到达龙门时，遇上了龙门人毋端儿聚众起义，李渊领兵出击，连射七十发，都射中敌人，起义军因而败逃。李渊筑尸成京观，从尸体中找回了所射之矢。又击败绛州叛军柴保昌，降其众数万人。次年（616年），因多次进献鹰犬给炀帝，得以升为右骁卫将军。突厥侵犯边塞，炀帝便让他和马邑郡守王仁恭一同北击突厥。但他们的兵马很少。李渊便选出擅长骑射的两千骑兵，吃住骑射仿效突厥人，给突厥看他们闲暇时的射猎驰骋。李渊有另外挑选善于射箭的士兵作为埋伏。等和突厥兵遭遇时李渊便下令埋伏攻击，结果打败了突厥。

太原起兵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正式任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成为这一地区最高军政长官。

李渊之子李世民（作为帝王时期的立像）

这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尤其是大河南北和江淮地区的农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隋炀帝猜忌大臣，擅杀文武将臣。早在李渊任山西、河东抚慰使时，副使夏侯端就劝他早做打算。李渊“深然其言”。等到任太原后，他对次子李世民说：“唐本就是我的封国，太原就是唐所在之地。如今我来到此处，是为天赐良机，赐予却不取，灾祸将要来临。但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没有办法经邦济时。”这表明了他起兵的意图和策略。所以李渊到任以后，首先带兵在雀鼠谷击溃了活动于太原以南的历山飞别将甄翟儿部，稳定了山西的局势。但在对突厥入侵的防御战中，所派的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作战遭到失败。炀帝下令拘捕李渊而斩杀王仁恭。李渊让李世民做好随时起兵反抗的准备。过了不久，炀帝又遣使驰驿赦免李渊与王仁恭。李渊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雄断英谟，从此遂定”。经历这一事故，李渊加速了举兵反隋的活动。

李渊为人“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见人一面，不论贵贱，即能十数年不忘。当时的山川冲要，他也做到了“一览便忆”。此外，李渊也是一个胸有成竹，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他招降纳叛，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并授意长子李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也在晋阳暗中结交豪杰，招纳逃亡之人，网罗各种人才。 

当时，起兵反隋的队伍蜂拥而起，隋炀帝所在的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被孤立。晋阳县令刘文静看到李渊“有四方之志”，于是竭力结交。后来，他与李世民在狱中结识，暗中谋划起兵事宜，但确定计策后，李渊还不知情。李世民想实情相告，又担心李渊不听。李世民私下找到晋阳宫副监裴寂商议，裴寂就选了晋阳宫的几个美女，乘李渊喝醉酒之后，陪他过夜。然后，裴寂把李世民的谋划告诉了李渊，李渊大惊。裴寂说：“安排宫女侍奉，事情暴露后是要杀头的，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要劝你下定决心起兵啊。”李世民乘机向李渊汇报了整个计划。李渊开始时假装不同意，还表示要把李世民送去报官。过一了会儿，李渊还是答应了起兵，对李世民说：“我爱护你，怎么忍心去告发你呢！”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李渊治下驻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的鹰扬校尉刘武周发动兵变，杀死太守王仁恭，割据马邑而自称天子。三月，刘武周攻破楼烦郡，进占汾阳宫，并与突厥勾结，图谋南下争夺天下。炀帝闻讯后大怒，要提李渊到江都治罪，李渊大为惊恐。在此危急情势下，李世民说：“事情紧急，可以举事了。”后因炀帝又遣使赦免李渊而作罢。但李渊周围的心腹裴寂、许世绪等也纷纷劝他起兵，李渊终于下定了反隋的决心。于是，他以讨伐刘武周、防备突厥南下为名，派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及刘弘基等人到各地募兵，一个月内便召集部众近万人，又暗中派人往蒲州召儿子李建成、李元吉至晋阳，准备起事。

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看到李渊招兵买马，怀疑李渊要造反，便密谋骗李渊父子到晋祠祈雨，想要除掉他们，向隋炀帝邀功请赏。不料，这一密谋被晋阳乡长刘世龙获悉，告知了李渊。五月十五日，李渊、李世民先发制人，指使鹰扬府（一作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发王威、高君雅二人暗中勾结突厥，引突厥入寇中原，借此将二人囚禁 [113]  。五月十七日，恰巧数万突厥军队进攻晋阳，李渊立刻下令将二人斩首，正式起兵。随后，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亲写书札，对突厥始毕可汗卑辞厚礼，始毕可汗复书，承诺支持李渊起兵。 

六月，李建成、李元吉自河东到达晋阳，裴寂等与李建成兄弟，请求“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李渊完全照办了。西河郡不肯从命，李渊使李建成、李世民率军破郡城，斩郡丞高德儒。自此李渊自称大将军，署置府僚，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等；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等，各置官属。又“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于是定下入关之计。

南下建唐

主词条：李渊攻取长安之战

李渊题跋像，取自明天然撰赞，弘治十一年重刻本《历代古人像赞》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李渊自率甲士三万誓师，由晋阳出发，沿着汾河谷道南下河东。表面上打着“志在尊隋”的旗号，宣布尊立代王杨侑（隋炀帝之孙）为帝。始毕可汗派人送马千匹，驻在楼烦的突厥阿史那大奈（即史大奈）也率兵相助。李渊军行至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南），代王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屯霍邑（今属山西），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领骁果数万人屯河东，阻击李渊军南下。这时正值秋雨连绵，道途泥泞，李渊军不得前进，军粮也感匮乏。外间还谣传突厥将与刘武周乘虚掩袭晋阳，因刘文静出使突厥未归，众人不知虚实。李渊召集将佐商议对策。裴寂等主张“还救根本（晋阳），更图后举”。李建成、李世民则力主进军。李渊经过慎重考虑，终于作出了继续进军的决定。

八月，雨止天晴，军粮也从太原运来，李渊便率军进攻霍邑。先以轻骑挑战，宋老生统兵三万由东门、南门出而迎战，李渊军稍稍退却，宋老生认为李渊畏惧，引兵前进，离城里余而阵。将军殷开山率步兵抵挡宋老生，李建成、李世民绕向宋老生阵后，分别屯守东门和南门，断其归路。正当双方激战的时候，李渊派人高呼“已斩宋老生”。宋老生部众听后，阵势大乱，纷纷回逃，李渊军所向奋击，杀死宋老生，取得大捷。李渊乘胜挥兵登城，攻克霍邑。进军临汾（今山西临汾南），克绛郡（今山西新绛），直抵龙门县（今山西河津）。

这时刘文静从突厥赶到，同来的还有突厥大将康鞘利所带的兵士五百、马匹二千。沿河守臣也纷纷来降。同时，李渊去信招降冯翊农民军首领孙华，又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等统步骑六千，自梁山渡河，以待主力到达。李渊亲自率诸军包围河东，屈突通婴城固守。李渊见城坚不易攻取，意欲引兵西往长安，与将佐商议。裴寂提出如不能克河东将陷于腹背受敌之境，建议“先克河东，然后西上”，则长安必破。但李世民认为兵贵神速，应该挟胜速取长安。李渊综合两种意见，扬长避短，决定留兵围困河东，自统主力军西进，自壶口渡河，舍于朝邑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李渊分军两路，命李建成、刘文静率王长谐等数万人屯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扼守潼关，以备东方援敌；命李世民率刘弘基等数万人，掠取渭水北岸之地，对长安采取钳形攻势。 

李渊在关中的亲属，听到李渊军到来的消息，纷纷响应。他的女儿李氏（嫁柴绍，后封平阳公主）在鄂县（今陕西户县）散家财，招集亡命之徒，招降邻近的各路义军。李渊的从弟李神通也在鄂县起兵，部众至数千人。李渊的女婿段纶在蓝田起兵，有众万余人。其中李氏的势力最大，部下至七万人，号称“娘子军”。李世民一路西进，广招官吏、义军，待到泾阳时，亦有胜兵九万人，与“娘子军”相会，声势大张。李渊于是命李建成率永丰仓精兵，自新丰西进长乐宫，李世民回师北屯长安故城。李渊引军西行，所过之处，废去一切离宫园苑，释放宫女，归还其亲属。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氏父子进军神速。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月辛巳日，李渊抵达长安，驻营春明门（长安城东面三门之一）外。合军二十余万，大修战具，围攻京城。十一月九日，唐军发起总攻，攻入长安。李渊入城，迎代王杨侑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李渊还居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除杀隋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等，其余一无所问。于是文武将佐请李渊即帝位，李渊不听，仍在观望和等待时机。十三日，他迎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日，李渊自长乐官入长安。隋恭帝授李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视事于虔化门（在大兴殿前东偏），一切事务“咸归相府”。同时设置丞相官属，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李纲为司录。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国公，李元吉为齐国公。李氏父子完全控制了关中局势。 [14]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之变中被禁军将领杀死。此后，李渊加紧了篡夺皇位的进程。同月戊辰日，隋恭帝进拜李渊为相国，总司百揆，享受九锡之礼。五月乙巳日，隋恭帝命李渊佩戴十二旒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戊午日，隋恭帝被迫下诏禅位。甲子日（6月18日），李渊即皇帝位于长安太极殿，国号为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是为唐高祖。李渊建唐后，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15] 

李渊接受“禅让”后，对前朝后裔较为优待。他下诏封隋恭帝为酅公，并封北周后代为王，进一步强调李唐取得政权的合法性。

扫除群雄

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唐朝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尚未完全统治全国。面对这一形势，李唐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巩固关中根据地，然后进军关东，逐步统一全国。 因此，李渊频频派遣李世民、李建成及李元吉等人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

扫荡北方

主词条：浅水原之战、虎牢关之战、唐灭刘黑闼之战

唐高祖李渊

唐高祖李渊

隋末动乱之际，河东人薛举在金城起兵反隋，自称西秦霸王，后称帝。他据有陇西之地，拥兵号称三十万。唐军入长安后，薛举攻扶风（今陕西凤翔），被李世民击败。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率军攻打薛举，因病退回后方休息，接替指挥的行军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自恃人多而不设备，为薛举所袭击，在高城（今陕西长武西北）遭遇大败。八月，薛举派他的儿子薛仁杲围攻宁州，为宁州刺史胡演所击退。同月，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袭位。李渊一面向盘据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修好，一面再命李世民为元帅抗击薛仁杲。十一月，李世民大败薛仁杲，将其俘杀，平定了西北广大地区。

李轨割据一方后，内部矛盾激化，自相残杀，人心不附。李渊曾通过李轨的部将安兴贵居中联络，试图劝降李轨，但未果。武德二年（619年）初，安兴贵、安修仁兄弟引胡人发动兵变，俘获李轨，将其交往长安斩首。自此，河西走廊平定。同年，剽掠汉水、淮河之间的朱粲请降，被李渊封为楚王。不久后，朱粲又杀死唐使段确，投奔王世充。

正当唐廷经营西北的时候，代北的刘武周于武德二年（619年）大举进攻太原，唐军战败，留守太原的李元吉弃城逃走。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南下攻取浍州（今山西翼城），兵势直达夏县、蒲坂，关中震骇。李渊“悉发关中兵”，命李世民统领抵御。李世民自龙门渡河，驻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部僵持五个月之久，到武德三年（620年）四月，唐军乘宋金刚军粮匮乏，向北撤退的时机，迅猛追击。在吕州（今山西霍县）、介休（今属山西）一带，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大败宋金刚。宋金刚和刘武周一起逃往突厥，后被突厥杀死。 [71]  唐军完全占领了山西地区，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刘武周败亡时，关东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遭到洛阳王世充的沉重打击，已经失败降唐，后来李密又因图谋东山再起，被杀死。此时，黄河流域形成据有河北地区的夏政权窦建德、在洛阳自称郑帝的王世充与唐朝三足鼎立之势。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奉命率领大军出关，进攻王世充。李世民屯军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指挥各军对洛阳采取大规模的包围形势。洛阳虽有坚城利器，但围困既久，粮食短缺，死者相属。王世充面对强敌，几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起初颇存观望，意图坐收渔人之利。后来看到洛阳十分危急，认为“郑亡则夏不能独立”。于是在武德四年（621年）三月率兵援救洛阳。李世民采取“围郑击夏”的策略，亲率精锐，驰往武牢，据险御敌。窦建德迫于武牢之险，无法前进。留屯累月，军心懈怠，最后兵败被俘。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投降了唐军。李世民一举消灭了窦、王两大劲敌，加速了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随后，李渊下诏流放王世充，却决意杀死深得民心的窦建德，又强征窦建德旧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王小胡等人到长安，使河北地区人心不稳。同年七月，窦建德旧部刘黑闼等聚众起兵。刘黑闼等多次击败唐军，突厥也派兵相助，声势大振。不到半年，便全部恢复了窦建德原先的地盘。唐兖州总管徐圆朗等也举兵响应。 

武德五年（622年）正月，李世民自请出征，挫败刘黑闼。三月，李世民在洺水之战大破刘黑闼，使其逃奔突厥。这次唐军虽然赢得了战争，仍然没有赢得河北的人心。六月，刘黑闼借得突厥兵再起，侵犯山东。唐军征讨不利，河北诸州重新叛乱。十一月，李渊派李元吉出征。但李元吉逗留不前，李渊命李建成赶赴前线，督军作战，至次年（623年）二月大破刘黑闼。刘黑闼败走后被俘斩，徐圆朗闻知其死讯亦出逃被杀，河北重新平定。

武德七年（624年），河北起义军首领高开道为其部将张金树所杀，张金树以地降唐。 

收取南方

主词条：唐灭辅公祏之战

还在攻克长安时，李渊就派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自金川（今陕西安康）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李孝恭大治舟舰，训练水师，积极备战。武德四年（621年）九月，唐以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统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今属湖北）、自称梁帝的萧铣。萧铣部将文士弘拒战失败，萧铣出降。唐军一举平定了荆湖地区。攻取江陵后，李渊又命李靖安抚岭南诸州。李靖于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招降岭南豪酋冯盎、李光度、宁长真等，下九十六州，所得民户六十余万，“岭南悉平”。 

割据淮南的军阀杜伏威早在于武德二年（619年）归附于唐。中原既定，杜伏威奉诏入朝，留辅公祏据守。武德六年（623年），辅公祏举兵反唐，称帝于丹阳。李渊命李孝恭率诸将水陆并进，以征讨辅公祏。至武德七年（624年）三月，辅公祏败死，江南全部平定。 

至此，唐廷基本上削平了隋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宫闱惊变

主词条：玄武门之变

太穆皇后窦氏生有四子，除第三子李玄霸早天外，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而秦王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是首功，且经常领兵出征，战功卓著，为唐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做出重大贡献。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他与李建成之间便产生了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齐王李元吉支持李建成。 [58]  同时，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还在武德二年（619年），太子詹事李纲就规劝过李建成“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中国通史》认为“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矛盾的开始”。到李世民削平关东以后，二人的矛盾就更深了。河北刘黑闼再度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就提醒李建成说：“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议他去讨伐刘黑闼，以图“立功”，并趁势“因结山东英俊”。李建成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实践了这一建议。为了加强军事势力，他私下招募骁勇二千余人，屯守东官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 [58] 

李渊即位后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他们的母亲争相结交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等人，以求自保。而李建成、李元吉也极力拉拢后官妃嫔，史称其“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使之吹捧自己，短毁李世民。也有记载认为二人与李渊的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私通，但宋人司马光指出此事“宫禁深秘，莫能明也”。

与此同时，在李世民的周围，早就团聚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官武将，还有蓄养在外的勇士八百余人。宰相封德彝就曾指出：“秦王恃功，颉颃太子下。” 李世民虽因赏赐李神通田庄事得罪过张婕妤，但也“遍见诸妃”，“有以赂遗”。他的妻子长孙氏（参见词条文德皇后）也在高祖和妃嫔之间“尽力弥缝”，以争取后宫的支持，但收效不大。 [58] 

武德六年（623年）以后，李世民深感“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兄弟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武德七年（624年）六月，李渊前往仁智官（今陕西宜君西南）避暑，居守的李建成派人送铠甲到庆州，两人来到豳州的时候，告发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同时，宁州人杜风举也到仁智宫进行告发（一说李建成私下吩咐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李渊大怒，召李建成至仁智宫究问，又令司农卿宇文颖到庆州传召杨文干。结果宇文颖到庆州后，反而帮助杨文干发动叛乱。李渊闻讯后，担心此事牵连太子，可能有众多响应者，于是派李世民前往讨伐杨文干，并许诺事成后立他为太子，废李建成为蜀王。但等到李世民平乱后，李渊却在李元吉与诸妃的请求及封德彝的游说下改变主意，仍令建成回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东宫和秦王府的幕僚王珪、韦挺和杜淹，加以流放而已。

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李世民心痛吐血。李渊无可奈何，因此对李世民说：“看你们兄弟，终究是不和，一同待在京邑，一定产生忿争。”他建议李世民回到陕东道大行台所在的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并可以建天子旌旗，效仿西汉梁孝王刘武的故事。李建成、李元吉认为放走李世民，于己不利，暗中阻挠，一面派人上书谏止，一面派人对李渊陈说利害，使他放弃此议。这时李建成加紧活动，翦除李世民的羽翼，或进行收买，形势显得非常紧迫。因此秦王府幕僚“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李世民犹豫未决。恰在此时突厥入寇，李建成举荐李元吉督诸军北征，并带走了秦王府的主要将领与精锐士卒。在东宫担任率更丞的王晊又向李世民告密，说李建成将乘为李元吉饯行时暗害李世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世民与幕僚房玄龄等密商发动政变。他向李渊密奏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李渊听后大惊，告诉他说：“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 [58] 

六月四日（7月2日），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玄武门附近伏兵，乘李建成、李元吉入朝时将二人射杀（随后又杀李建成、李元吉诸子，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史称“玄武门之变”。当时，李渊正泛舟海池，秦王府大将尉迟敬德戎服入见，李渊大惊，问道：“今日是谁作乱？你到这里来要做什么？”尉迟敬德回答：“秦王因太子、齐王作乱，举兵将其诛杀，唯恐惊动陛下，特派臣来宿卫。”当时裴寂、陈叔达、萧瑀等人随侍左右，李渊对裴寂等说：“没想到今日竟见到此事，现在应该怎么办？”萧瑀、陈叔达劝李渊将国事交付李世民，以能换得无事。李渊只好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这才平息了这场事变。六月七日，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说：“自今以后军国事务，无论大小悉数委任太子处决，然后奏闻皇帝。”

八月九日，李渊正式禅位于李世民，退位称太上皇。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

晚年及崩逝

李渊做太上皇以后，仍居于太极宫，但已不再预闻国事。贞观三年（629年）四月，李渊从太极宫迁出，搬到了大安宫（一作太安宫）。在大安宫生活期间，李渊除了参加李世民举行的一些宴会外，几乎不曾离开过大安宫。李世民经常到九成宫（即隋朝的仁寿宫，位于今陕西麟游）避暑，李渊也不愿意出行。

贞观八年（634年）三月，李渊在太极宫两仪殿宴请西突厥使者。十月，李世民决定在宫城的东北方向营建永安宫，作为太上皇的“清暑之所”（第二年正月改名大明宫，数月后李渊病死，大明宫停止建设，直到高宗之世才渐成规模）。同年十二月，李渊与李世民共同出席在长安城西举行的检阅军队活动，亲自慰劳将士而还。随后在未央宫设宴，召集文武群臣庆祝。 

自贞观八年（634年）入秋以来，李渊感染风疾，到贞观九年五月六日（635年6月25日）已然病危。他在遗言中说：“已殡葬后，皇帝应在别处临朝掌管军国大事。丧服的轻重，完全按照汉朝的制度，日夜守丧。园陵的修建，务必节俭。”同日，李渊在大安宫的垂拱前殿驾崩，享年七十岁。庙号高祖，谥号太武皇帝。同年十月，安葬于献陵（今陕西三原），太穆皇后窦氏祔葬。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改谥为神尧皇帝。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二月，定谥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为政举措编辑 播报

政治

虚心纳谏

李渊称帝后，鉴于周、隋之季忠臣不敢进谏的情况，下诏求取直言，较为虚心地接纳统治阶层内部之合理劝谏。他将在自己即位后最先直言进谏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连升九级，由一县小吏提拔为朝廷的治书侍御史，以昭示群臣自己纳谏之诚；对在隋代即有清名、负责教导太子李建成的名臣李纲，李渊也颇为敬重，对其直言多有采纳 [106]  。这些事例都能反映出其“虚心尽下，冀闻嘉言”的诚意和决心。

宽简刑罚，制定《武德律》

主词条：武德律

在律法方面，李渊于太原起兵之时就曾颁布有宽大之令，从而使得那些先前苦于隋朝苛政的百姓闻之，竞相前来归附。攻占长安之后，李渊更是对唐军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其余一并蠲除。登基后，李渊于武德元年（618年）大赦天下，减轻刑罚。在此后的执政期间，他更是遇事便行大赦，对百姓务从宽宥。  

李渊半身像，取自1917年修《安徽黟县鹤山李氏宗谱》

隋朝时曾相继制定开皇律和大业律，但李渊对于隋律的改革实持每况愈下之见，所以他在登基之后命裴寂、刘文静等“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由烦峻之法”，以宽简作为其立法定律的指导思想。其后，又令裴寂与尚书右仆射萧瑀等撰定律令，其“大略以开皇为准”。至武德七年（624年）五月颁布《颁定科律诏》，将新修科律颁行天下，是为武德律 [100]  。武德律修订的原则是“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违，务从体要”。虽然其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但武德初选定开皇律作为唐律修订的蓝本，以律、令、格、式等部分构成了唐代完整的法典体系，不仅为后来的贞观律、永徽律、显庆律、垂拱律、开元律等的修撰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基础，并对后世和周边国家的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择贤选士

李渊身为隋朝的旧臣，深为赏识隋代宗臣中的一些才能卓越者。因此在开国之后，他大力提拔任用这些隋朝的宗亲及旧臣，招抚了许多隋朝降将。这些人在新朝各显其能，各尽其用，使唐朝的政局在开国不久便大有起色。 [107]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识到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弊端，为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缓和社会矛盾，依然沿袭了隋朝创设的科举制度。武德四年（621年），根据李渊颁布的敕令，唐朝开始设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诸科的选士制度，成为唐朝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志。李渊还于武德年间开创了制举。 

与其他各科相比，武德一朝创立人才选拔制度对儒学人才更为重视。在科举取士之外，李渊还采用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荐举制，作为对前者的补充。

自武德之后，以科举为主辅之以其他方式的人才选拔制度完全确立。 

军事

加强武备

李渊在唐朝开国之初，为了早日平定地方叛乱，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便大集诸军、加强武备，并继续沿袭北朝以来推行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

统一战争

主词条：唐朝统一战争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统一战争。李渊、李世民父子对农民起义军首领或割据势力，用招降或武力消灭两种方式同时进行。先后平薛举薛仁杲父子，灭河西李轨，北定刘武周，逐鹿中原，灭王世充、窦建德和萧铣，招降杜伏威，完成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至贞观二年（628年）唐灭梁师都，中国重新统一。

经济

劝课农桑，厉行节俭

隋末兵乱迭起，致使田亩荒废，百姓饥馑。天下统一之后，李渊便下《劝农诏》，要求州县牧宰对民众“明加劝导，咸使戮力，无或失时”。随后，唐廷相继颁布一系列诏令，以辅助农业生产，如《罢差科徭役诏》《申禁差科诏》等。通过此类诏令，唐朝将“蠲减徭赋”“不得差科”等作为日常化管理制度予以确立。为避免臣民因沉湎酒醪欢娱而大行屠酤，造成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导致耕牛数量减少，李渊发布了《禁屠酤诏》以提倡节俭、禁行屠酤。总的来说，这些措施有力保障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为了避免征求不息使百姓不堪重负，李渊以身作则，厉行节俭 [110]  。为节约财政开支，减轻隋末以来京城寺庙道观因结构庞大、人员芜杂造成的资源浪费，李渊诏令澄清释迦、阐教。有感于隋炀帝的巡幸过度，遍建离宫，广采民女，糜费繁恣的情况，他还颁教将“驰道所有宫室，悉宜罢之，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 [108]  。 [107] 

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的颁行，武德年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赋役制度

在赋役制度方面，李渊主要延续了北魏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李渊初定租、庸、调法。当时因战争而未真正实施。随着天下一统，社会形势渐趋稳定。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 ，开始在全国推行租庸调制。 [98] 

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口为基础，以土地为载体的赋役制度，从国家角度讲，它为征税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在唐代前期扩大并稳定了国家税收，有力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从民众角度看，它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户负担。由此可见，李渊在位之时创立的租庸调制适应了隋末唐初现实社会，成为唐代前期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 

币制改革开元通宝

唐立国之初，仍然沿用汉代以来通行于世的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为整治混乱的币制，李渊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时人认为“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一度使“远近甚便之” 。贞观年间仍继续沿用开元通宝，高宗时一度改铸新钱，最终复行开元通宝。开元通宝的使用，使唐代货币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稳定。它在钱币铸造的形制、重量上成为唐代乃至后世各朝铜钱的范本。 

文化

文教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为“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在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惯性的考量中，选择了儒家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鉴于“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李渊提出“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的指导思想。他创立了中央官学，并以国子学来统摄六学。同时还在国子学中立周公庙、孔子庙，四时致祭，并礼遇其后代。在此基础上开始在国家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行礼制，借助礼制来治理国家。 [98] 

隋朝灭亡后，李渊下诏开始修订各朝历史，在《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中，他令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这些奉诏修史的群臣皆身居要职、文名极高，由他们修撰的魏周隋梁齐陈史，使得大批史籍得到了整理和保存，不仅对于唐朝的封建统治有可资借鉴的作用，对于后世考察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也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李渊还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编图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种，为后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宗教

面对隋末唐初极为兴盛的佛教，李渊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据《旧唐书》记载，李渊最后因为“玄武门之变”而禅位，故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民族与对外关系

李渊汲取了隋亡的教训，认为历代之所以对周边化外之民采取“怀柔”“羁縻”之政策，是因为华夏与四夷各自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其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确立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周边国家一视同仁，避免冲突，为李唐政权的巩固与建设赢得了时间。

突厥

自北周以来，突厥汗国势力日盛，控弦百万。唐初，突厥为了称霸中原，极力扶植操控各种中原政权，如窦建德、刘武周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成为了唐朝的心腹大患。李渊为了恢复经济，休养生息，选择对突厥称臣，以求得和平的外部环境。

高丽、新罗与百济

唐朝建立后，与东北地区的高丽（即高句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来往。高丽荣留王高建武登基后，主动向唐朝示好，自武德二年（619年）起，多次派遣使臣赴唐朝贡。李渊奉行以“和”为主的外交政策，与高丽确立了宗藩关系。唐与高丽曾相互遣返了隋朝与高丽作战（参见词条三征高句丽）时的战俘。武德七年（624年），高建武遣使臣入唐请求颁历，次年（625年）请求学习佛教礼法。 [95] 

面对高丽的热情，李渊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一面遣刑部尚书沈叔安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并同时册封了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从武德四年开始，百济就遣使朝贡）。同年再封新罗真平王金白净为上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他对三国一视同仁，达到了牵制高丽，稳定边疆的目的。武德九年（626年），高丽封闭了新罗和百济到唐朝的道路，多次侵犯两国，新罗、百济上报唐朝。李渊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去调解，三国纷纷上表谢罪。当时唐朝地位不稳，无力插手朝鲜半岛的三国事宜，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高丽频繁派使臣入唐，接受唐的册封，引进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

历史评价编辑 播报

苑君璋：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旧唐书》引）

李世民：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禧，时和岁阜，被发左椎，并为臣妾，此岂智力，皆由上禀圣算。（《旧唐书》引）

李翱：当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师。能顺天而用众兮，竟扫寇而戡隋。（《幽怀赋》）

刘昫、赵莹等：①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偃草。洎讴谣允属，揖让受终，刑名大刬于烦苛，爵位不逾于珝轴。由是攫金有耻，伏莽知非，人怀汉道之宽平，不责高皇之慢骂。然而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奸佞由之贝锦，嬖幸得以掇蜂。献公遂间于申生，小白宁怀于召忽。一旦兵交爱子，矢集申孙。匈奴寻犯于便桥，京邑咸忧于左衽。不有圣子，王业殆哉！②高皇创图，势若摧枯。国运神武，家难圣谟。言生床笫，祸切肌肤。《鸱鸮》之咏，无损于吾。（均载《旧唐书》）

李渊半身画像

李渊半身画像(2张)

宋祁、欧阳修等：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 [22]  （《新唐书》）

苏辙：唐高祖起太原，其谋发于太宗，诸子不与也。及克长安，诛锄群盗，天下为一，其功亦出于太宗。盖天心之所副予，人心之所归向，其在太宗者审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长立建成，建成当之不辞。于是兄弟疑间，卒至大乱。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 [23]  （《栾城后集·唐高祖》）

张燧：古今杀降之甚者，莫甚于唐高，而项羽、白起弗与焉。薛仁杲降则杀之，王仁本降则杀之，萧铣降则又杀之，其他盖不胜数也。或谓出太宗意，然而太宗未尝杀颉利也。独当时何无一言救止，岂其力不能得之。文静之死，而无及于数子耶！（《千百年眼》）

王夫之：①唐之取天下，迟回以起，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高祖意念之深，诚不可及也。 ②是故三公六省无专职，而尽闻国政以佐天子之不逮，国多才臣，而虽危不亡，唐之所以立国二百余年，有失国之君，而国终存，高祖之立法持之也。  （均载《读通鉴论》）

毛泽东：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遇事无断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吕思勉：唐朝开国之君虽为高祖，然其事业，实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中国通史》）

崔瑞德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实际上，唐高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而言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剑桥中国隋唐史》）